繁華的東四，數百年來，吸引著南來北往的人群，它的興衰也融入北京城層層疊疊的歷史。向西漫步至五四大街東口，視線會不自覺被一座氣勢恢宏的建筑所吸引：飛檐閣樓式的大樓，金碧輝煌的琉璃瓦屋頂，四周廊榭圍繞，極具民族特色的建筑風格，令人倍感親切。它就是中國美術館。
中國美術館建成于20世紀60年代初。與近在咫尺的故宮、景山、北海相比，雖然歷史不是那么悠久，但中國美術館以其古色古香的建筑特色，與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古建筑群遙相呼應；中國美術館又以濃厚的藝術氛圍，與北京城厚重的歷史渾然一體。60多年來，中國美術館一直都是首都的標志性建筑和重要的文化設施之一，為人們帶來藝術的滋養。
如今的中國美術館，正在朝著國家級乃至世界級藝術殿堂而奮力向前，這對首開集團，尤其首開房地集團旗下的房修一建筑公司和首華建設公司而言，同樣意味著一份沉甸甸的榮譽。因為六十多年前，就是這兩家單位的前身企業——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帶領廣大干部職工，參與到中國美術館的建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他們克服種種困難，用自己的汗水，在北京建筑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首華建設公司原離休干部秦仲遠，60多年前，便參加了中國美術館的建設。秦仲遠在生前，曾經深情地回憶過那段燃情歲月。雖然時光久遠，但有些記憶依然歷歷在目。
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全國上下一派欣欣向榮，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取得長足發展，首都北京的各項建設更是如火如荼。
1958年11月20日，中國美術館正式動工建設。建筑工程部工業設計院總工程師、中國美術家協會（簡稱“美協”）會員戴念慈負責設計，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承擔施工。
這一年，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的秦仲遠和400余名職工，積極投身到中國美術館的建設中。
根據檔案記載，馮光斗（已去世）是當時的工地主任（相當于現在的項目經理），劉鶴奇（已去世）是當時的工長，趙進臣（已去世）負責開攪拌機，秦仲遠負責的是結構技術及施工管理工作；原房修一公司三處的工人崔金鐘，參加了美術館工程封頂的相關建設工作，目前仍然健在；還有劉以振、榮光、李光永……不管檔案上有沒有記載，他們都是這段非凡歷史的書寫者。
60多年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剛剛起步。那時，我國的生產力還不發達，物資供應并不充分，中國美術館的建設歷經了一些曲折：1959年2月，中國美術館的建設因多方原因緩建。10周年國慶慶典活動后，相關單位提議用國慶竣工工程的剩余物資材料和款項，繼續完成美術館工程主體項目。1960年下半年，美術館主體項目全面恢復施工。
1961年11月15日，中國美術館主體工程項目竣工。1962年8月1日，中國美術館配套工程項目開工，1962年11月30日竣工。1963年6月1日，毛澤東同志親自題寫“中國美術館”館名。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時美術館主體工程建設的諸多細節漸漸湮沒在歷史深處，這難免讓當今的“首開人”感到一絲遺憾。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老一輩建設者一定是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克服了當今人們難以想象的困難，才完成這項工程。
秦仲遠在生前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962年，中國美術館還沒有全面完成施工建設，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線日，“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線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即“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在中國美術館開幕。
為配合展覽，秦仲遠和同事們吃住在工地，分三班24小時輪流施工。當時，糧食實行定量供給，而他們從事重體力勞動，非常消耗體力，如何讓大家吃飽成了一大難題。秦仲遠和同事們想到一個辦法，他們為一家供應單位磨豆腐，而磨豆腐會剩下一些豆渣。經過協商后，他們拉回豆渣，與棒子面和在一起，烹制一些食品。正是靠著這些豆渣與棒子面，解決了糧食不足的問題，大家圓滿完成了任務，展覽按時開幕。那次展覽一直持續至7月1日，參展的美術作品共1115件，工藝美術作品和設計圖稿355件，美術出版物544件（幅），這個展覽在當時引起了極大反響。
從這個故事背后，人們依然能清晰地看到，秦仲遠等老一輩建設者當年在建設中國美術館時忘我工作、奮勇前行的身影。
事實上，據《北京房地集團有限公司志》所記載的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同一時期修建華僑大廈時的優異表現以及受到的贊譽，完全可以作為中國美術館建設項目的對等評價：
華僑大廈原由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施工，1958年7月完成基礎后因故停工。1959年1月，移交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房修一建筑公司前身）施工。修建工程公司在“爭取時間”的口號下，僅用三天就做好了各項施工準備工作。
1959年1月22日工程復工，8月25日竣工，提前7天竣工并交付使用，獲得“交工迅速、質量良好”的驗收評語。全國政協副主席何香凝接見并宴請了施工人員，全國群英會授予華僑大廈建設者“全國建筑行業先進集體”光榮稱號。
如今，老的華僑大廈拆除重建，已變身為現代化的大樓。與它毗鄰的中國美術館，仍然以最初的經典面貌見證著歲月的變遷，承載著一代又一代房修人和“首開人”的精神寄托。
目前，雖然關于中國美術館主體建設工程的檔案并不多，但幸運的是，首開房地集團還保存著中國美術館收尾工程以及配套項目的相關檔案，細細研讀，老一輩建設者的工匠精神，仍然鮮活而生動。
根據檔案得知，1960年3月，中國美術館的主體工程大部分建設完成，還剩下安裝鋼門、燈具，以及刷油飾料、庭院平整等收尾工程。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計劃在當年“五一”之前，除部分鋼門、水泵房等需要等待訂貨的部分外，基本完成收尾工程。
為此，他們做了詳細部署：工地的工人由340名增加到400人，并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土建增加70人，古建增加10人，水電機工減少20人。
在此次收尾工程中，庭院平整是重點。當年3月底，室外的給排水已與市政管道接通，電話電纜、電力電纜、熱力管道均已回填，庭院的路面以及拆房大部分完成。
在400名員工的齊心努力下，4月初，收尾工程基本完工，只待鋼門、開關機以及燈具到貨安裝后，統一進行修補，然后再做最后的二道粉刷。
此時庭院部分也已完成全部拆房、庭院平整、渣土外運等工作，庭院的臨時照明設施拆除，并完成與市政線路的接通，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在收尾工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主要是原材料緊缺，而且有些材料在外地生產，運輸上比較耗時間，為此，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的員工們及時與相關部門進行溝通。
這份檔案既是老一輩建設者“工匠精神”的體現，更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級階段生產力狀況的真實記錄。這也不得不讓后人感慨，老一輩的建設者們，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還能建造出一幢幢堪稱藝術品的建筑。
1962年5月，相關單位召開了會議，討論中國美術館工程配套項目設計方案。此次配套工程包括暖氣、通風、電氣、圍墻和廁所等。
為了盡快完成配套工程，會議結束后，相關方面選派具體負責人員組建了聯合辦公室。作為工程的承建方，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更是派出人員駐扎現場，以便隨時與多方溝通。
8月1日，配套工程正式啟動。因為前期工作準備充分，公司的工人師傅們穩扎穩打，工程進展很快。在當月的一次會議上決定成立驗收予檢小組，籌備即將到來的驗收。在驗收小組的名單中，秦仲遠是公司的土建負責人，劉以振是公司的水電負責人。
在此期間，主管方根據施工情況提出了意見，公司則積極配合進行修改。主管方提得細致，公司改得認真仔細：主管方提到“日光燈鎮流器起火問題”，公司則向大柵欄廠特制了鎮流器3500個；主管方提到“各樓層磨石地有污點，地面補修過的顏色不一致”，公司表示，與設計院商量確定返修方法后一并施工；主管方提到“一層東廁所缺一道白油”，公司答復“馬上補上”；主管方提出“各衛生間欄桿有缺損”，公司表示“最后一起補齊”。
1962年10月10日，多方召開關于施工進度以及驗收接管等方面的會議。這時美術館臨時提出需要增建臨時自行車車棚、傳達室以及汽車房等項目。公司及時做出調整，迅速完成了這些項目。
11月14日，美術館配套工程的竣工驗收會議召開，主管方對驗收進行統一安排。在這次會議上提出，驗收完成后，使用單位——美協派人接收的日期為12月1日。這也標志著，中國美術館配套工程正式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檔案上，我們還看到老一輩建設者秉承著為國家節約的原則，在有限條件下把建筑工程項目做到極致的美好品質。
當時，主管方認為工程的某些方面還需要改進，比如燈光照度、側高窗加遮光片、門套做面磚石膏花以及東西側廳做面磚等，但根據美協的意見，這幾項暫緩修改，“待使用一段時期，結合國家經濟條件再行考慮新的更完美方案”。
在配套工程中，還有剩余的若干材料，如琉璃瓦、遮光片、玻璃等，主管方也責成美術館與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提出清單，共同研究處理辦法。
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的員工們不僅一絲不茍地對待工程建設，還有著高尚的家國情懷。
其實，熟悉首開房地集團的人都知道，這種家國情懷是與生俱來的。追溯其源頭，這種情懷來自延安時期就有的紅色基因。
房修一公司的前身是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其歷史再往前可追溯至延安時期。當年，一批技術骨干和領導干部在延安時期、西柏坡時期為黨中央機關服務，新中國成立前后服務于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及機關修建辦事處，參與了中央直屬機關后勤保障服務和文化教育等工作。其光輝的歷史根植于延安，走過西柏坡，又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下赫赫戰功。
這樣的紅色基因也融入每一位職工的血脈之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的每一位職工，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積極投身于熱火朝天的建設中。
中國美術館建設項目的工地主任馮光斗，就是從戰火中走出來的、有著堅定信仰的革命者。
馮光斗，1926年10月出生，河北饒陽人，1939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4月至1941年，馮光斗任八路軍120師三支隊戰峰劇社宣傳員。120師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三個主力師之一。
1946年，馮光斗在饒陽縣民政科工作，1949年在政協籌備處政務院機關合作社工作，1952年5月在北京七建公司三工區任主任，1954年2月在政務院房管處任工程隊長，1957年在北京市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任主任、副經理。
秦仲遠，參加中國美術館的建設時，雖然不到30歲，但已經是一位老革命者：1949年2月，年僅19歲的他便參加了革命。
正是有了這些信念堅定的革命者的引導，為了正義事業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信仰才根植于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以及后來的房修一公司，才會數十年如一日，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輝煌。
70年過去，社會不斷發展，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不斷壯大，發展為房修一建筑公司和首華建設公司，而這兩家公司又發展為首開房地集團的所屬企業。通過70年的發展，人們也可以看到，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他們的紅色基因始終未曾改變。
